兩岸史話-民國文人的牽掛

作者: 文╱淳子 | 旺報 – 2013年7月29日 上午5:30

旺報【文╱淳子】

老作家深感屈辱,他真想如老舍,一頭扎進路邊的深水溝,結束生命。可是他沒有,他要回家去看兒子和妻子。

巴金是牛鬼蛇神中受批判的重點。到了奉賢幹校,仍然經常押回上海,在各學校、工廠遊鬥。有時,巴金正在田裡幹活,或是蹲在食堂角落裡吃飯,只要工宣隊和造反派頭頭一聲令下,他就得丟下飯碗,丟下鋤頭。一去就是幾天。

晚上,巴金經常做惡夢,大喊大叫,聲音淒厲,甚至從床上滾落到地上。這是一種深刻的恐懼。

造反派認為做惡夢便是心中有「鬼」,更加逼迫巴金交代。

專政的年代,連作夢的自由也沒有。

不許有夢的夜晚

按規定,幹校學員每月放假4天,可以回家一次。一般是,造反派領導先上車,選了好位置坐定了,再把運回市區的大包小包搬上車,然後是「革命群眾」,最後才是「牛鬼神蛇」。車子往往裝得很滿,「牛鬼神蛇」勉強擠在最後面,一次,一位老作家回家心切,跟在「革命群眾」後面往車上爬,被造反派抓住領子拖下來,嘴裡罵:「我還沒有上車,你倒搶在我前面,要趕死呀!」還惡狠狠宣告要取消他回家的權利。

老作家深感屈辱,他真想如老舍,一頭扎進路邊的深水溝,結束生命。可是他沒有,他要回家去看兒子和妻子。

回程的路一個多小時,他把頭埋在行李堆裡,淚如泉湧。他恨自己為什麼如此軟弱,不敢去死。

俄羅斯作家杜思妥也夫斯基在《死屋手記》裡,記述了苦役犯被強制勞動、集體奴役的痛苦。寫了他們渴望自由,不間斷地逃跑的意志。

1849年12月,已經被押上斷頭台的杜思妥也夫斯基,突然被宣布赦免死刑,改為發配西伯利亞服苦役。從死神手中逃脫的杜思妥也夫斯基又被投進了「漆黑的地域」。苦役生活使得作家心靈受到極其嚴重的摧殘,但是卻未能蒙蔽作家的雙眼。他細心地研究和觀察囚犯的生活,對囚犯的心理作了獨特觀察和深入描寫,他對離奇怪誕的犯罪事實的記錄,使其蜚聲世界文壇。

這個曾經在死神門前駐足過的囚徒飽受病痛的折磨,終生都在努力工作,以獲取足夠的金錢維持基本的生活。但無論肌體的損傷多麼嚴重──甚至影響他的精神生活和與他人交往的方式;無論金錢對他的擠壓何等殘酷──以致使他採取賭博的方式抗拒壓迫。在艱難的人生之旅,他從未停止過對於正義性的追問。

杜思妥也夫斯基在書中寫道:「有多少青春被白白埋葬在這堵獄牆之下了,有多少偉大的力量被白白地毀滅在這裡了啊!他們也許是我國人民中最有才華的人。然而,他們那強大的力量卻白白被毀滅掉了,被瘋狂地、非法地、無可挽回地毀滅掉了。這是誰的過錯呢?究竟是誰之罪呢?」

在幹校的、不許有夢的夜晚,巴金也向自己提出了這樣的詰問。

所有努力保持自己內心的正義感和勇氣、在黑暗時代中發出微弱光芒的人,都應當是我們竭力讚揚和效仿的對象。

卡夫卡日記中有一段話,是描述瓦爾特.班雅明的:「任何在活著的時候不能應付生活的人,都需要用一隻手擋住籠罩他命運的絕望……但他可以用另一隻手草草記下在廢墟上看到的一切,因為他與別人看到的不同,而且更多;總之,雖然他在有生之年就已死去,但卻是真正的獲救者。」

1978年,巴金開始了《隨想錄》的寫作。他寫了8年。

巴金在《隨想錄》序言中寫到:「我明明記得,我曾經由人變獸,有人告訴我這不過是十年一夢。還會再做夢嗎?為什麼不會呢?我的心還在發痛,它還在出血。但是我不要再做夢了。我不會忘記自己是一個人,也下定決心不再變為獸,無論誰拿著鞭子在我背上鞭打,我也不再進入夢鄉。當然我也不再相信夢話!」

「沒有神,也就沒有獸。大家都是人。」

晚年盼尊嚴的走

2005年,我急診住進華東醫院。

晚上11點,院長俞卓偉來探視,進門便道歉:「這樣晚才來,因為先前巴老情況不好,在搶救。奇蹟的是,他的心臟跳動得十分有力。」

我與巴老的病房隔著一條長長的走廊,每天都可以聽到巴老的消息。

李子雲女史每次探望巴金回來,總是唏噓得不得了。李子雲是懂得巴老的,他們在一起相處了幾十年了。巴老已經與生命講和了,可是凡俗世界偏是留住他,不讓走。他無法動彈,無法寫作,後來氣管切開,無法說話,再後來失去意識,把自己的肉身讓渡給了醫生和護士,這是他極其不願意的。他希望自己有尊嚴地、體面地躺在妻子蕭珊的身邊。

在醫院,在法國人設計的建築裡,巴金度過了他最後的十年。

年輕的護士只知道,他是一位寫書的老頭。

(待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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